- ·從2003年作為巖波書店編輯策劃出版《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到2015年作為學者在中國出版《戰後日本人的中國觀》譯本，作為日本學術出版的代表性人物，馬場公彥壹直期待、推動中日兩國的知識對話，不斷開辟著可持續知識對話的中日關系空間。新時代的中日關系需要中國的學術、出版具有相應的知識生產能力和國際傳播主體性，這種能力對稱和主體性平衡決定信息化時代國家間政治的正常和對等。
- ·馬場公彥引起中國的學術反響和新聞效應，得益於他既是專業學者，又居於日本學術出版最負盛名的巖波書店之總編輯要職。這種雙重身份經歷使其見解富有知識生產、國際傳播、文化主體間外交等多維度啟發意義，與中國學術界、媒體形成了建設性的知識對話和文化互動。而如果把日本的戰後中日關系研究譜系和出版史納入學術視野，則可以發現“馬場公彥現象”其實是中日關系“脫正常化”而發生“危機化”變態之後日本的出版社與學術界共有問題意識、協調壹體行動的表征，即存在著應對中日關系危機化新常態的日本學術出版——能出版的學術、有學術的出版，激發了日本社會的思想活力，也擔當起知識對話、國際傳播的時代使命。本文考察這壹出版史過程，由此理解日本學術出版的思想邏輯和傳播功能，無疑可構成中國的文化鏡鑒。
- ·所謂中日關系的“脫正常化”而“危機化”，從新近印象的深刻性、沖擊反應的劇烈性而言，似乎當指2012年9月發生的日本政府否認存在“擱置釣魚島爭議”共識而釆取“國有化購島”契約措施之重大事變。擱置“釣魚島問題”是中日之間達成的有待於繼續交涉的戰後處理過程中協議，日本單方面否認協議之異動事實上是單方面改變現狀謀略的壹部分，所以觸發了空前長期化的高層互訪斷絕、海防前線對峙、民族情緒對抗等中日關系危機事態。不過，早在2001年4月日本產生“公約”參拜靖國神社的小泉純壹郎首相之後，中日關系就曾經形成了因其不顧中國抗議而每年厲行參拜導致首腦互訪機制癱瘓多年的“小泉冰川期”——此前，發生“歷史問題”之類沖突，總是作為侵略戰爭加害者的日本以某種妥協姿態化解僵局;但小泉當政後壹改照顧鄰國反應的慣例，堅持進攻性參拜而無懼色、不動搖，任中國抗議、憤怒，中日關系就形成尷尬無解、難料所終的政治對抗性危機結構了。2006年10月，繼任首相安倍晉三做出疑似終結“小泉冰川期”的“參拜與否就是不說”曖昧承諾，使其得以訪華而成就轟動壹時的“破冰之旅”。但令人意外的是，乘2012年“釣魚島危機”再次當選自民黨總裁並經國會選舉取代民主黨而再次執政的安倍首相，不僅在領土問題上堅持強硬姿態，竟還唾棄前言公然參拜靖國神社，造成了中日關系危機更加深重化的“安倍冰川期”——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罕見地指名譴責安倍“虛偽性暴露無遺”，強調“中國人民不歡迎他，中國領導人也不可能同他對話”①，人民日報社子報評論甚至斥安倍為“小醜”②。總之，從小泉到安倍，日本的對華政策有著壹致對抗的連續性和越發大膽的謀略性，中日關系反復呈現實質問題無解、正常復位困難的危機化特征。對此，日本學者認為已經發生“結構轉換”，提出了“危險的新時代”③“新的對抗時代”④概念。
- ·所謂“關系”史研究，理想的狀況是利用雙方的史料，在厘定“戰後”原點——交戰國應該首先進行清算戰爭責任、處置領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的戰後處理外交——的前提下，實證解析中日關系偏離戰後處理外交主題而尋求“友好”或“政治經濟分離”之類實用主義目標的原因，建立由於戰後處理延遲化、曖昧化導致所謂“歷史遺留問題”進而引發1990年代以來“民族主義對抗”的歷史連續性邏輯。老壹代學者如矢吹晉，既有戰後處理外交的問題意識，在中國也有較多的學術交流關系和史料信息來源，所以其研究堅持戰後中日關系史的本來問題意識和過程實證路線，激烈批判服部龍二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官僚們的挑戰》裏得出的“中國事實上放棄了釣魚島”、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結論，認為：服部龍二僅依據日本外務省“篡改”過的外交記錄和退休外交官的壹面之詞而不了解或“無視”中方資料，這導致其結論錯誤，甚至“讓人懷疑研究者的道德”。?不過，服部龍二本人在書中有所說明，他為其研究預設了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前提，強調其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於分析“政治領導能力”和探索“應有的政治領導形態”。?可見，他本來就不是做中日“關系”史的研究，而是在日本對中國交涉過程中尋求日本主體性的政治學原理。並且，矢吹晉所說的他“無視”或不了解中國方面的資料，也決定了其研究並非“關系”史而是日本中心主義的政治史趣味。還應該註意到，正如石井明在《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前言中已經指出的，中國方面的外交史資料短缺，與研究需要、學者期待差距很大。這種中國史料短缺而日本史料相對豐富的現實，難免導致日本學者趨於日本資料偏向和脫“關系”史而研究日本對中國交涉的政治史轉向。 “關系”史研究關註中日之間的“問題”，當然就在戰後處理即謝罪問題、賠償問題、領土問題、臺灣問題的生成與演變的方向上展開敘事。但日本對中國交涉的政治史就忽視這種“關系”性問題，而關註國際政治的權力所在和國內政治的動力學，其代表性著作如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因為戰後美國對日本有著至高無上的“占領”權力，所以日本不得不服從美國而選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為議和對象，於是形成了日本國內的“中國問題”;但日本選擇與臺灣議和之後就掌握了壓迫蔣介石政權放棄賠償要求的權力，而在中美關系解凍之後日本政界的“親中國派”壯大，“中國問題”轉化為與大陸新中國交涉時有壓迫性的“臺灣問題”，所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就成了“日華斷交”與放棄賠償的相互確認。於是可以看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中幾乎不存在“戰爭責任問題”和“釣魚島問題”的討論，似乎中日關系只存在“臺灣問題”——事實上日本拿與臺灣斷交換了其他問題。不過，在他人主編的《日中關系史》執筆“邦交正常化”部分時，井上正也就當然地重視“關系”而討論“謝罪問題”“釣魚島問題”了，並參考矢吹晉的研究和中國學者的研究，強調兩國對“戰爭反省與賠償要求放棄”的邏輯關系並無共識、戰後處理流於曖昧形式、“歷史認識”沖突必然發生的“問題”連續性。?這證明，改變中日關系研究的日本中心主義偏向其實有待於中國的史料開放和學術繁榮，以使日本學者能夠充分利用中國檔案資料、參考中國學者的研究。
-
矢吹晉生於1938年，東京大學畢業後經過新聞社、研究機構職歷和香港大學留學而任教於橫濱市立大學，與《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編者代表石井明（1945年生）大致是同代學者，有“畏友”之誼。⑦石井明在書中前言裏談道：所收錄的歷史證言有助於“理解談判的背景並發現潛在於外交文件字裏行間的真實”。⑧而果然，矢吹晉發現了過於駭人聽聞的“真實”——根據1972年9月27日田中角榮與周恩來的“第三次首腦會談記錄”，田中詢問對“尖閣諸島問題”的看法，周恩來以“這次不想談”回應，僅此壹問壹答而並無結論;但在橋本恕訪談錄中，相關內容是田中以“還有”即追加議程的方式提出了“尖閣諸島問題”，周恩來答稱“那談起來可就沒完了”“這次姑且不涉及這個問題”之後，田中肯定地得出“以後再說”的結論，顯示存在“擱置”共識。註意到外交記錄和橋本證言的不壹致，矢吹晉又對照中國方面以外交部顧問身份參加談判的張香山在1998年發表的回憶文章，從中找到了田中與周恩來反復問答並相互確認“以後再說”“正常化問題先解決”之後再解決“其他問題”即達成了“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的記錄。由此他斷定，橋本恕本人刪去了會談中達成共識的部分，但可能是在看到張香山的完整敘述之後就又以訪談的形式對刪除部分做出彌補。矢吹晉還尖銳地指出：外交記錄沒有恢復原貌，故而日本人就壹直誤以為不存在“擱置釣魚島問題”共識;這意味著被篡改外交記錄的行為所欺騙才是中日關系問題的核心，橋本恕、外務省對此負有必須糾正的重大責任。⑨
馬場公彥引起中國的學術反響和新聞效應，得益於他既是專業學者，又居於日本學術出版最負盛名的巖波書店之總編輯要職。這種雙重身份經歷使其見解富有知識生產、國際傳播、文化主體間外交等多維度啟發意義，與中國學術界、媒體形成了建設性的知識對話和文化互動。而如果把日本的戰後中日關系研究譜系和出版史納入學術視野，則可以發現“馬場公彥現象”其實是中日關系“脫正常化”而發生“危機化”變態之後日本的出版社與學術界共有問題意識、協調壹體行動的表征，即存在著應對中日關系危機化新常態的日本學術出版——能出版的學術、有學術的出版，激發了日本社會的思想活力，也擔當起知識對話、國際傳播的時代使命。本文考察這壹出版史過程，由此理解日本學術出版的思想邏輯和傳播功能，無疑可構成中國的文化鏡鑒。比較於日本的戰後中日關系研究學術史，新生代學者的最明顯特征就是不再執著於與中國的“關系”，從代表性學者的論著題目就可以看出不存在“關系”二字，這象征性地宣告了“關系”史的消失，取而代之是政治史、觀念史的崛起。在這種意義上，毛裏和子的《日中關系——從戰後到新時代》雖然題為“關系”，但事實上並未特別著力於利用新史料進行“關系”史的知識生產，而是更多地引用學者主張、大眾輿論以及觀察“民族主義顯著化”等象征對抗現象所形成的關於中日“關系結構”的國際政治論，所以書中提醒中國人不要通過“侵略國家”的眼鏡而要“即使不喜歡”也必須“客觀地”看待“實際存在的日本”，特別強調建立中日“危機管理機制”，有著鮮明的現實主義政治學基調。?也就是說，《日中關系——從戰後到新時代》正可謂“關系”史消失的過渡性著作，其後新生代的戰後中日關系史研究則轉型為政治史、觀念史了。...
-
馬場公彥引起中國的學術反響和新聞效應，得益於他既是專業學者，又居於日本學術出版最負盛名的巖波書店之總編輯要職。這種雙重身份經歷使其見解富有知識生產、國際傳播、文化主體間外交等多維度啟發意義，與中國學術界、媒體形成了建設性的知識對話和文化互動。而如果把日本的戰後中日關系研究譜系和出版史納入學術視野，則可以發現“馬場公彥現象”其實是中日關系“脫正常化”而發生“危機化”變態之後日本的出版社與學術界共有問題意識、協調壹體行動的表征，即存在著應對中日關系危機化新常態的日本學術出版——能出版的學術、有學術的出版，激發了日本社會的思想活力，也擔當起知識對話、國際傳播的時代使命。本文考察這壹出版史過程，由此理解日本學術出版的思想邏輯和傳播功能，無疑可構成中國的文化鏡鑒。
通過對這種崇敬與友好、批判與蔑視、敵視與對抗的中國觀的梳理，自然使中國處於被觀察、被審視對象地位的敘事結構，形成了強大的日本文化主體性及其中日關系話語權力。但應該註意到，這是由日本學者利用日本史料研究日本人認識中國的知識生產和國際傳播主體地位造成的，所以馬場公彥在其著作的中文譯本前言中非常遺憾地談到戰後中國人日本觀研究的空白狀況，他希望其著作在中國翻譯出版，能成為促使中國學者研究中國人日本觀的壹個契機。21這足以提示人們，經過兩次世界大戰追究戰爭犯罪的國際法實踐並形成大國警察聯盟和平體制之後，在選舉政治的國家和平秩序中，共識過程可視化的傳播政治學取代了暴力決定論的強權政治學，知識、輿論、民意、投票的信息流程已經可以觀察和監測。因此，任何國家欲主張國際秩序，必須以自我認識、國際認識的民族知識生產與他國學術、媒體構成有條理的對話，這種象征互動已經成為全球傳播時代外交的前提，也是所謂“公民外交”的構成部分。22所謂“關系”史研究，理想的狀況是利用雙方的史料，在厘定“戰後”原點——交戰國應該首先進行清算戰爭責任、處置領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的戰後處理外交——的前提下，實證解析中日關系偏離戰後處理外交主題而尋求“友好”或“政治經濟分離”之類實用主義目標的原因，建立由於戰後處理延遲化、曖昧化導致所謂“歷史遺留問題”進而引發1990年代以來“民族主義對抗”的歷史連續性邏輯。老壹代學者如矢吹晉，既有戰後處理外交的問題意識，在中國也有較多的學術交流關系和史料信息來源，所以其研究堅持戰後中日關系史的本來問題意識和過程實證路線，激烈批判服部龍二在《日中邦交正常化——田中角榮、大平正芳、官僚們的挑戰》裏得出的“中國事實上放棄了釣魚島”、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結論，認為：服部龍二僅依據日本外務省“篡改”過的外交記錄和退休外交官的壹面之詞而不了解或“無視”中方資料，這導致其結論錯誤，甚至“讓人懷疑研究者的道德”。?不過，服部龍二本人在書中有所說明，他為其研究預設了存在“日中和解精神”的前提，強調其研究歷史的目的在於分析“政治領導能力”和探索“應有的政治領導形態”。?可見，他本來就不是做中日“關系”史的研究，而是在日本對中國交涉過程中尋求日本主體性的政治學原理。並且，矢吹晉所說的他“無視”或不了解中國方面的資料，也決定了其研究並非“關系”史而是日本中心主義的政治史趣味。還應該註意到，正如石井明在《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前言中已經指出的，中國方面的外交史資料短缺，與研究需要、學者期待差距很大。這種中國史料短缺而日本史料相對豐富的現實，難免導致日本學者趨於日本資料偏向和脫“關系”史而研究日本對中國交涉的政治史轉向。 “關系”史研究關註中日之間的“問題”，當然就在戰後處理即謝罪問題、賠償問題、領土問題、臺灣問題的生成與演變的方向上展開敘事。但日本對中國交涉的政治史就忽視這種“關系”性問題，而關註國際政治的權力所在和國內政治的動力學，其代表性著作如井上正也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因為戰後美國對日本有著至高無上的“占領”權力，所以日本不得不服從美國而選擇“在臺灣的中華民國”為議和對象，於是形成了日本國內的“中國問題”;但日本選擇與臺灣議和之後就掌握了壓迫蔣介石政權放棄賠償要求的權力，而在中美關系解凍之後日本政界的“親中國派”壯大，“中國問題”轉化為與大陸新中國交涉時有壓迫性的“臺灣問題”，所以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就成了“日華斷交”與放棄賠償的相互確認。於是可以看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史》中幾乎不存在“戰爭責任問題”和“釣魚島問題”的討論，似乎中日關系只存在“臺灣問題”——事實上日本拿與臺灣斷交換了其他問題。不過，在他人主編的《日中關系史》執筆“邦交正常化”部分時，井上正也就當然地重視“關系”而討論“謝罪問題”“釣魚島問題”了，並參考矢吹晉的研究和中國學者的研究，強調兩國對“戰爭反省與賠償要求放棄”的邏輯關系並無共識、戰後處理流於曖昧形式、“歷史認識”沖突必然發生的“問題”連續性。?這證明，改變中日關系研究的日本中心主義偏向其實有待於中國的史料開放和學術繁榮，以使日本學者能夠充分利用中國檔案資料、參考中國學者的研究。...
壹般而論，日本政府解禁外交檔案，目的在於通過積極回應國內外學者的史料期待以贏得政治公開性倫理形象和傳播全球化時代的信息戰略主動。在這種意義上，《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的出版可謂日本實施“信息公開法”、開放外交檔案的學術廣告。但正是由於這壹廣告的學術性設計，問題意識敏銳的現代中國研究專家矢吹晉（橫濱市立大學教授）對比書中的首腦會談記錄與談判在場的外務省中國課長橋本恕訪談錄，驚人地發現了外交記錄被篡改的痕跡;再通過與中國方面有使用檔案授權的研究機構交流，探訪歷史證言和外交記錄，確證了日本所公開文本的缺失內容。於是，導致中日關系危機的“歷史問題”和“釣魚島問題”有了外務省隱瞞交涉真相的實證路線圖，其公開檔案的權威性更因此蒙羞。事實上，日本公開的中日邦交正常化首腦會談記錄標註有“1988年9月打印稿”，是失去了歷史現場信息原始性的改編文本，不能充作檔案;但外務省不作足以解惑釋疑的回應。之後，壹批青年學者得到退休的外交樞要人士合作，積數年釆訪之功整理出系列“外交證言錄”，日本的學術出版迎來了堪稱外交口述史運動和戰後中日關系研究高潮的繁榮期。而考察歷史和比較研究則可以更確切地使人認識到，內容結構獨特的《記錄與考證：日中邦交正常化、日中和平友好條約締結談判》問世是日本出版史上的創舉，推動了中日關系研究的革命性轉折，也反映著日本知識精英階層的國際傳播主體性意識。...